女地下党员面临死刑时的震撼一幕：愿意招供，但希望先见哥哥

1950年春天，在台北的一所监狱中，萧明华被囚禁已经数月。她的身体布满伤痕，极度虚弱，但始终没有透露任何有关她所在地下组织的秘密。就在看守人员宣告她即将被处决的时刻，萧明华突然抬起头，开口说道：“我愿意招供，但我想先见哥哥一面。”这句话乍一听似乎是她屈服的前兆，实际上却是她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争取到的发信机会。敌方错误地认为她已经害怕死亡而松懈了警惕，没想到这场探监会将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。

见面安排在监狱内部。当她的哥哥被带到监狱时，看见妹妹满身是伤，双眼瞬间泛红。萧明华的声音低得几乎只能让哥哥靠得很近才能听明白。旁边的两名狱警则紧紧盯着这对兄妹的表情。两人表面上聊着家常，关心父母的近况、询问家庭情况，但没有一句提及她的地下工作。狱警听了一阵后发现没有异常，逐渐放下了警惕。

萧明华正是等待这个时机。她从身边拿出一个药瓶，里面只剩下七粒鱼肝油，递给哥哥说道：“这瓶药快用完了，你照着这个瓶子再买几瓶吧。”这句看似普通的话，被哥哥听后很快引起了他的警觉，意识到妹妹不会在这样重要的场合随便讨论药物。鱼肝油中的“鱼”与“于”谐音，而“七”在嘉兴方言中与“去”相近，结合在一起，构成了传递“于去”的信息，而“于”恰是朱芳春在台湾使用的化名“于非”的提示。这是一封用生命相托的紧急通知：于非必须立即撤离。

萧明华出生于1922年，来自浙江嘉兴，是家中最小的孩子。尽管家境并不宽裕，父母依然竭尽所能供养子女读书。她自幼热爱文学，后来进入北平师范学院学习，曾受到台静农的指导。她的命运之所以发生转折，正是因为在求学期间认识了朱芳春。他不仅是教授，还是中共的地下党员，借助教学与交往的机会向她介绍革命理论和时局问题。对于年轻的萧明华来说，书本上的思想逐渐与现实相连。

1947年左右，萧明华毕业时，朱芳春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决定吸纳她参与秘密活动。此时，台静农邀请她前往台湾师范学院教授国文。这个身份虽然真实，但又便于她与社会各界接触，组织因此批准她以教员的身份去台湾工作。在返乡短暂探望父母时，她只说自己要赴台任教。父母见女儿临行前频频叮嘱家庭琐事，误以为她是因离别而不舍。然而，他们并不知道，这一别很可能是永别。

抵达台湾后，萧明华与化名“于非”的朱芳春以夫妻身份共同开展活动。他们秘密搜集军事及政治情报，并努力将信息传回大陆。这项工作危机四伏，任何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。1949年后，台湾当局加强了对岛内的控制，地下组织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。1950年2月6日，萧明华在住所被捕。接下来，她遭遇了电击、吊打、捆绑等摧残，甚至有多个昼夜被剥夺睡眠，始终没有招供。

审讯人员得不到她的口供，便扬言要将她处决。萧明华提出希望见哥哥，敌人误判了她的心态，以为亲情与死亡的威胁已经击垮了这位年轻的女党员。在哥哥离开监狱后，他立即努力解读药瓶中的暗号，并将消息传递给朱芳春。朱芳春迅速整理还未转交的情报，开始策划撤离。经过一番谨慎，1950年3月22日，他成功到达上海，并将台湾军事部署的情报交给组织，包括《台湾兵要地志图》及海南岛、舟山群岛的防卫方案等材料。这些情报的价值不仅在于纸面上的内容，更在于它们能够帮助组织识别对方的防御重点与作战准备。

消息顺利传出后，萧明华未再配合审讯。敌人发现上当受骗，愤怒之下加大了对她的刑讯力度，但她依然未泄露任何组织秘密。1950年11月8日，萧明华被执行死刑，年仅28岁。在临刑前，她给哥哥写了封信，希望身后能把遗骸留在台湾。这并非是她对故土没有牵挂，而是她意识到现实的残酷，不愿意让家人为她的遗体而冒险。直到1982年，她的哥哥才将她的骨灰带回大陆，家人们这时才了解到，那个一直被称为“华宝”的小女儿，早已在暗战前线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。她的安葬地点是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，墓碑背面没有生平事迹的记录，只有战友朱芳春亲自手写的三个字：“归来兮。”